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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疏者必危,亲者必乱”

相反,如果让韩信、彭越这些人作为列侯而居,他们也不见得会反叛,至今也还可能完好而存。正因为给予诸侯王以相当大的地盘和实力,那末,他们不管是异姓还是同姓,都有可能反叛。因此,贾谊得出的结论是:“疏者必危,亲者必乱”。
根据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教训和同姓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险,贾谊向文帝提出了自己的对策。为此,他说明了这个问题上应该有的指导思想。他说:现在诸侯王势力强大,好比是大骨头,汉王朝如果不用权势法制这把大斧头去砍,而想用仁义恩厚这把薄刃小刀去切割,那末,这个刀子不是被碰缺口,就是被折断,那是无济于事的。他形象地指出:现在的形势就象害了浮肿病,一条小腿肿得几乎同腰一样大,一个指头肿得几乎和大腿一样粗,只能平放而不能伸屈,一两个指头疼起来就不得了。如果现在不及时治疗,一定会成为不治之症,将来虽有扁鹊那样的名医,也没有办法治了。
 
那末,切实可行的对策是什么呢?贾谊根据“大都强者先反”的历史教训,提出了“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”的方针。也就是说,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,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。贾谊建议:诸侯王死后,他的封地应该分割为若干块,分封给他的几个儿子。这样,可以让诸侯王的子孙们放心,他们知道会按制度受到分封,就不会反叛朝廷了。诸侯王的封地,一代一代分割下去,愈分愈少,直到“地尽而止”,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。这就叫做“割地定制”。这样做的结果,就能使国内的形势,好像是身体支配手臂,手臂支配手指那样顺从,诸侯就不敢有异心了,国家也就能得到治理了。
 
《治安策》除了论述了地方诸侯王的问题外,还对其它政治问题,以及经济、军事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商人经济力量的膨胀和北方匈奴的问题。
 
贾谊指出,现在商人卖奴隶,给奴隶穿上古时天子后妃祭祀时才穿的绣衣、丝鞋,关在木栅栏里。现在皇帝穿的衣服不过是普通的黑色丝织品,而富民的墙上竟挂上了文绣;皇后装饰衣领的东西,富的婢妾们却用来缝鞋边。商人富民这样穷极奢侈,后果是严重的:一百人作衣服还不够他们一人穿,想全国人不受寒挨冻,怎么可能呢?一人耕田,十人聚食,想全国人不挨饥受饿,是不可能的,饥寒迫使老百姓痛苦不堪,想使他们不造反.是办不到的。国家已无能为力,“盗贼”不过在等待时机而已,但是献计的人却说政治上以“毋动”为上策;这些富人大商习俗奢侈,太不尊重国家制度,太冒犯皇帝的尊严了,但献计的人还说“毋为”,不要改革,这真是可以长叹息的事啊!
 
从汉高祖刘邦开始,由于军事上失利,对北方的匈奴采取和亲政策,将公主(实际上多由宗室女顶替)嫁给匈奴单于为妻,每年还要交送大量的金银和丝织品。文帝时也曾派军抗击匈奴的侵扰,因诸侯王叛乱而撤军,又恢复和亲政策。贾谊认为,和亲并不能制止匈奴统治者经常侵扰的祸患,他表示愿意出征北伐,“亲俘匈奴单于而制其命,抓住中行说(投降匈奴的汉奸)而笞其背”。贾谊认为,应该扩大汉朝的政治影响,以争取匈奴的人民大众;并且用声色口腹的物质享受为手段,来分化匈奴贵族。这些论述虽是豪言壮语,但毕竟不那么切合事实,因此鲁迅认为贾谊论匈奴“乃颇疏阔”。
 
贾谊《治安策》的可贵之处,在于居安思危。如毛泽东所说:“《治安策》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,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,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,全文切中当时事理,有一种颇好的气氛,值得一看。”(《毛泽东书信选集》第539页)这个评价,是非常确切的。
 
就在贾谊上《治安策》的这年,淮南王刘长阴谋叛乱,文帝把他流放到蜀郡(今四川中部),刘长在途中畏罪自杀。第二年(前172年),文帝又把刘长的四个儿子封为列侯。贾谊担心文帝接着还要把刘长的几个儿子由列侯进封为王,就从梁国都城睢阳(今河南商丘县南)上疏文帝,进行劝告:“淮南王反叛朝廷,全国谁不知道他的罪恶?现在尊奉罪人的儿子,只能招致全国人的非议。淮南王的儿子成人之后,哪能忘记他们父亲的事?淮南地方虽小,英布曾凭借这块地方造反。虽然把淮南王的封地分割为四块,但四子一心,让他们占有土地和人口,积蓄资财,这真可以说是把武器交给敌人,为虎添翼呀!希望陛下考虑。”但是文帝并没有采纳贾谊的意见。
 
忧郁而死其功不灭
 
汉文帝十一年(前169年),梁怀王刘揖入朝,骑马摔死了:贾谊感到自己身为太傅,没有尽到责任,深深自责,经常哭泣,心情十分忧郁。尽管如此,他还是以国事为重,为文帝出谋献计。因为梁怀王刘揖没有儿子,按例他的封国就要撤销。贾谊感到,如果这样做,将对整个局势不利;不如加强文帝的两个亲子淮阳王刘武和代王刘参的地位。为此,贾谊建议,为梁王刘揖立继承人,或者让代王刘参迁到梁国来;扩大梁国和淮阳国的封地,使前者的封地北到黄河,后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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